经济学家谈经济学 | 许成钢、周其仁、汪丁丁、姚洋
经济学是不是科学
作者|许成钢（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
来源|搜狐财经
我要讨论的内容是计划要为科斯先生创办的刊物的投稿，这是我思考了很久的，所以我讨论的问题是从科斯的若干跟经济学的方法论的讨论来的启发。
我大体上是想讲三个基本问题，第一个基本问题是从理论的角度来讨论经济学，第二个是从经验研究的角度来讨论经济学，第三个是想从经济学研究的动力、基本动力，三个角度。但是因为时间的限制，我每一个方面都只能讲非常简略，我没有办法展开了。
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到底经济学的性质是什么，或者换句话说就是经济学是不是科学，自从金融危机以来，经济学是不是科学，变成了一个重大辩证的问题。实际上经济学是不是科学，从来是一个辩证的问题，金融危机以来就更是一个重大的辩证问题。在科学界和哲学界，一个通常的人们使用的标准讨论，一个学科是不是科学，是要看这个学科里面的主题是不是可以证伪的，这个就是20世纪以来通用的一个讨论学科是不是科学的标准。比如说意识形态，比如说宗教，比如说语言、文学等等这些，因为它的主题是不能够证伪的，所以这些就不是科学。从这个意义上讲，因为数学，所谓的证伪是指的用事实去证伪，由于数学也不是可以用事实证伪的学科，所以按照这样的标准，数学就不是科学，但经济学是不是呢？如果我们去看经济学里面若干个非常重要的经济学的大家，对经济学的讨论，比如说我们看一下Samuelson，至今仍然是经济学里发行量最多的教科书，如果看一下他的教书书，就可以看到他把尽可能定义成为一组分析工具或者是一个工具箱，就是经济学定义成为工具箱。其实这也不是Samuelson发明的，这个东西一直可以往回追，比如说密斯瑟·罗宾斯（音译），也是这样的，比Samuelson更早有这样的讨论。关于这个问题，科斯有相当一些批评意见，如果我们把经济学定位成为一个工具箱，按照通常的讨论，这个学科是不是科学的角度看呢？工具箱是不能证伪的，因此这就出了基本问题了。
下面，和这个问题直接相关的就是经济学是不是数学，经济学是不是哲学，如果经济学就是工具箱，这个问题就跑出来了，这里重要的就是我们需要知道数学是什么，数学是构造了从公理和结果之间营造了这么一个逻辑关系，因此数学本身并不关心外在世界的现实。而和数学不同的是经济学是做什么的呢？经济学关心的是经济世界，关心的是社会，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它关心的是经济世界、社会，这个是现实。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个社会科学，因此从基本的主题上讲，它跟数学应该是有基本差别的。
最近关于经济学是不是科学的讨论量非常大，其中有一些科学哲学家出来挑战，说经济学不是科学，原因是因为经济学不能证伪，其中的一个支持道理比如说金融危机，他说经济学没有能够预料金融危机的发生。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我们需要了解所谓的证伪和科学道理关心的是什么问题。归根结底科学关心的是任何现实世界中我们看到的现象的规律性的部分，规律性的部分我们关心的是理解它的机制，所以这个问题应该比证伪，就是说作为一个预测，是不是能够精确地预测，比这个更深刻。这里有一个稍微具体一点的例子，比如在自然科学里面讨论火山，讨论地震，讨论台风，这些是不是科学？这没有辩论，这是科学。但是如果我们把证伪给它缩窄到了确切的预测地震发生的时间，确切地预测火山爆发的时间，确切地预测台风准确的登陆等等，我们至今也在自然科学里也是做不到的。但是为什么没有人去辩论跟地震、火山、台风相关的这些学科，是不是科学呢？原因是因为它帮助我们认识到了它们产生的机制。只要我们知道了它产生的机制，我们在定性的方面，甚至是粗的定量的方面，我们是有所认识的。实际上经济学从某种意义上说，跟这个就很相似，就是经济学至今对相当一些复杂的经济现象并不能够确切地去预测，就如果把证伪给混同为确切的预测，实际上是有一些基本概念的混淆了。
下面我想要讨论一下经济学的理论和事实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什么是理论呢？理论就是用来组织我们观察到的事实的，理论和我们观察到的事实，不同的地方是它是以更确切的理解或者是规律性的内容，以一致性的方式，就是它的逻辑上是一致的，以这种方式来组织观察的。那么作为科学的理论，它的起点是事实，它的重点或者目标仍然是事实，这个才是科学的理论。换句话说这是和数学不一样的地方，因为数学的起点是公理，它的重点是定理，公理和定理之间就是数学的核心内容，至于公理是不是事实，这不是重要的，这在数学上不是问题。至于它的定理是不是事实，在数学上也不是问题。所以当把科学跟数学混为一谈的时候，就产生了误导的现象。我之所以讲这些，是因为在经济学里面，这种误导的现象是比较严重的。
关于跟事实的关系，我这里有意要引用一下马赫，马赫是19世纪末的伟大的物理学家和哲学家，我引用一下他的讨论，就是关于到底科学是什么意思。他说，科学的目的就是用最简单的和最经济的抽象的办法来表达的事实。我不知道在座有多少人读列狞的著作，马赫是被列骂得狗血喷头，我这里引用马赫的目的不是为了要反对列狞，我之所以要引用他，是因为马赫是对爱因斯坦的思想产生最重要影响的哲学家，就是马赫的时间跟爱因斯坦的时间是重叠的，爱因斯坦是个年轻小伙子的时候，马赫正是特别重要的人物，他的思想深刻着影响着爱因斯坦后面的发展。实际上20世纪产生的科学哲学的大量基本想法是来自于马赫，所以我这里有意识地要讨论这个。因为经济学家有意识地在模仿物理学家，那么物理学里面的重要发展，科学、哲学上讲，因为他本人既是数学家又是物理学家又是哲学家，这是很重要的根源。
在马赫的讨论里，他说我们在科学上发现的这些规律，我们发现的规律实际上就是以最经济的方式表达的事实，但是任何我们发现的那些规律，一定比事实少，意思是它一定没有那些细节，因为他只关心这些抽象的规律性的内容。
下面我想简要地提一下什么是好的理论，这里当然我们关心的主要是经济学的理论，但实际上它和物理学等等是一样的。一个好的理论，首先它要能够解释已经知道的事实，同时一个好的理论一定还能够帮助我们预见到我们尚未知道的事实，否则理论是没有用的。所以一定是理论是关于事实，首先它是从已经知道的事实来，然后它能够预见到我们尚未知道的事实。稍微再具体一点讲，一个好的理论实际上是一个人造的结构，这个结构它的起点，我们基本把它叫做基本假设或者是原理。这些起点叫做原理或者是基本假设的部分，实际上是一些以直觉的方式来概括的我们知道的事实，具体的例子比如说物理学里面的万有引力定律，万有引力定律并不是一个证明的东西，是牛顿抽象出来的一个假设，是为了构造这个理论自己造了这么一个假设。还比如说在经济学里我们常用的一个基本假设，实际上这是一个重要的对于事实，对观察到的事实的一个抽象，当然今天经济学家对于Rationality的假设，有重大的辩论，这是经济学理论发展的重要前沿之一了。另外一个经济学里面特别重要的一个基本原理，这个也是一个基本假设叫完全信息假设，这个基本假设就是来帮助我们构造理论的，理论的第二步，就是从基本假设出发理论的第二部关于它逻辑上的一致性，实际上是它构成的在假设和结果之间的那个部分，而这个部分通常可以是数学的，也可以不是数学的，比如说像张五常先生的工作，就大部分是不用数学的，科斯是完全不用数学的。但是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不用数学很难，最难的部分是不用数学的，天才才可以做。所以重要的就是推理无论是数学的推理还是语言的推理，最后你得到的是你的预言，你得到的是你能不能够把我们已经知道的一组事实概括在一起，同时还有预言。
这里面我想要提到一点，就是当把理论和数学等同的时候，这是严重误导的，因为逻辑构造的过程中，数学是可以很有帮助，但是这个东西不是唯一的。即便是在自然科学里也有及其重要的最基本的科学的发展跟数学并没有关系，比如说遗传学，比如说进化论，这些都是重大的突破，里面是完全没有数学的。再比如说经济学里的科斯定理里面一行数学也没有。
我这里想要用物理学作为一个例子，非常概要地提一下，就是好的科学理论是怎么样产生的，我讲三个基本的例子，第一个基本例子是牛顿，牛顿其实是整个现代科学的基本的突破，这个重大的基本的突破，它的来源是什么？这种通常人们说的故事，是严重地歪曲了实际发生的事情，牛顿的重大突破的起点实际上是当时已经存在的若干个基本事实的观察，第一个基本事实的观察是伽利略关于地球上的事情的基本观察，所以是若干伽利略总结出来的道理。第二个基本观察是当时已经积累的内容，二百多年的非常详细的天文观察到了开普敦那个地方已经，已经总结成了一套规律性的内容，面对这两组的天上和地下的对基本事实的系统观察，这两组系统观察中间是连不上的，牛顿相信上帝造的世界，一定天上地下是连着的，一定不可能是分开的。于是他就构造一个逻辑把这两个东西合在一起，在构造这个逻辑的时候他发明了微积分，他需要创造几个基本原则，其中一个基本原则就是牛顿定律。第二个基本的例子是马克思威尔，是关于电磁学的。由于时间的原因，这几个就不讲了。
我这里面想要讨论的关于经济学理论里面，非常重要的在主流经济学里面的重要的结果，我把它概括成五个最基本的结果，而这五个最基本的经济学的结果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这五个结果通通的都是没有制度的，所以我把它叫做无制度的经济学。而这五个无制度的经济学的道理，实际上都是为我们研究制度、研究现实打开了一个门，为它创造一个基准，其中的第一个就是科斯定理。科斯定理我们大家知道，它是在什么条件下产权的原始的分配方式，是对经济没有影响的。所以换句话说实际上它在告诉我们，为什么产权是不起作用的。那么正是由于有一个科斯定理，才帮助了我们知道在什么条件下产权才会起作用，我们为了要知道在现实中为什么产权起作用，要回到科斯定理里面去知道，在这两个条件下产权就没有作用，这两个条件第一个当然大家都熟了，我就不讲了。张五常教授的工作和现在主流里面的工作等等，实际上都是以科斯定理这个基本的内容作为基准才发展出来了我们对产权的理解。
经济学里面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一般均衡理论，一般均衡理论实际上是告诉我们在制度不起作用的情况下的结果。我这里面因为时间原因都不展开了，我这里面只想提一点，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一般均衡理论里面最重要的那一部分的结果是两个浮力定理，这两个重要的结果从哪里来，这个非常重要。这两个最重要的结果从哪里来呢？正好是关于制度相关的问题，这两个重要的工作是Oskar Lange提出来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为了当时他提出来的市场社会主义，为了讨论市场社会主义可以和市场经济做得一样的好，因此他提出了我们今天知道的两个一般均衡里面的定理把这个东西归到一般均衡理论里面以后，绝大部分的经济学者并不知道这个背景，绝大部分的经济学者会以为一般均衡理论是和制度无关的。但是我想非常简单地概括一句话，就是一般均衡理论讲的基本道路和科斯定理讲的基本道理是一回事，就是说在科斯定理里，在科斯定理两个基本条件下，我们得到了最有效的对资源的配置，无论产权是怎么分配的，在一般均衡理论道理里是一样的，所以一般均衡理论用非常复杂的数学，有两个人得诺贝尔奖，其中一个人就是数学家，科斯定理里面一行数学也没有，但实际上道理，科斯定理用非常简洁的方法，已经把一般均衡理论里面的最基本道理概括出来了。由于时间原因我就讲到这里，我的经验科学方面全部都跳过了。
最后关于研究的动力的问题，我也没时间讲了，就概要一句话，我这里面是想对现在我们这个领域，经济学的领域，尤其是主流的领域里面，它的激励机制的问题，我提一点我的看法。我们这个领域里面的激励机制，基本上是我们所谓的获得终身位置的过程。整个过程都定义在所谓的到选择偏好到包括市场的竞争，所有的这些都定义在所谓的问题中，而这个所谓的问题实际上是什么内容？实际上是什么性质？它其实就是起源于Referee的性质。我的意思想说，整个过程里面存在非常基本的弊病，而这个非常基本的弊病导致阻碍经济科学的创造性发展，阻碍经济科学的突破性的发展，因为Referee的过程，一般更鼓励的是小的改进，技术上的改进，小步子的改进，而突破性的改进在Referee的过程中有基本的困难。我原本列了一系列的重要的例子，哪些突破性的、革命性的变化在Referee的过程中都出现重大的问题，时间原因，我就没有办法讲了。我最后想要说的就是这种我们经济学里现在流行的激励机制，在经济学的道理上讲是属于这种High Powered external，就是说这个东西依赖的是外来的动力，实际上科学的重要发展一定依赖的是内在的动力而不是外来动力，内在动力最核心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好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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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经济何处用心？何处用脑？
作者|周其仁（北大国发院）
来源|搜狐财经
学经济会遇到很多困难。其中一个困难，就是我们在分析经济现象的时候，常常不知道何处用心，何处用脑。这里所谓“用心”，就是对任何经济现象，我们总有自己的情感、好恶、是非标准或道德标准。所谓“用脑”，就是对经济行为的逻辑有一个理智的判断或推断。人是万物之灵，灵在人在有情感，又有理智。困难在于，在分析经济现象的时候，人的情感与理智常常容易用错了地方。
让我从简单的事情谈起。我们都看过非洲饥民的照片，特别是那个孩子，怎么可以饿成那个模样！任何人看到了，心灵和情感都不可能不受到冲击。要不要援助他们？只要力所能及，很多普通人都愿意伸以援手。要是国家出面援助，民众一般都赞同。至于那些富裕国家出手援助，大家更觉得理所应当。这是什么力量使然？当然是同情心。
但是，所有这些来自公众个人和国家的援助，能不能真正落到非洲饥民手里、真正帮助了那些非洲饥民呢？这就不是靠心灵和情感就可以回答的问题了。我们都看过围绕这些援助物质和款项的丑闻报道，从联合国高官到受援国家和地区的权势人物，贪污腐败，上下其手。我自己看过的一个实地观察的记录，是那些免费的救援粮食和物资到了非洲以后，经过若干腐败环节的倒腾，最后交给不法商人到市场上出售。结果呢？不但那些饥民没有得到救援，而且那些本来还可以种粮食和做手工品的农民，也被这种“竞争”搞破了产，成为需要被救济的人。
国内救灾也有类似现象。北大老师听到灾情发生，都是一捆捆的衣被拿出来的。后来看到报道，什么地方的某些人物把品质较好的衣物率先占为己有——老师们的同情心被那些最不需要救援的人利用了。以后捐助衣物的时候，大家就多了一番心思：究竟哪些东西是那些贪污分子不要的呀？
这说明任何来自同情心的救援性资源，并不能自动落到最需要救援的人群手里。在有的情况下，善良的救援愿望甚至引出了损害被救援人群的实际结果。当事与愿违的事情发生很多的时候，以下逻辑就开始工作：人们的同情心被抑制或者萎缩，社会可动员的救援资源就远远低于本来可以达到的水平。上世纪30年代一位久居海上的老外写过一本Chinese Characters——被最近的一个译本翻为《中国人的德性》——其中认为中国人麻木，缺乏对弱者的同情心。这位仁兄一定没有看过同期在天津领馆工作的美国人塔洛克先生——后来鼎鼎大名的“寻租”理论的奠基人之一——的观察：当时中国的许多大城市——也包括他访问过的亚洲其他城市——不少乞丐把别人甚至自己的亲身孩子故弄残后来博取路人的同情！中国人哪里就缺乏同情心？作为一个大国的国民，同情、援救等等都必定要经过诸多中间环节，在善良情感被利用来寻租的活动不能得到应有抑制的条件下，国人只好麻木以对。
学经济，难就难在这个地方。观察到任何一个经济现象，例如上文讲到的救灾援贫，人们不可不用心，也不可不用脑，可是用心用脑如果用错了地方，那就全盘皆输。要克服这个困难，我们不但要关注行为的动机或愿望，而且一定要观察行为的结果和实际效果，对事与愿违的事情，就要想办法改进。
再举一例。1988年夏天，留美经济学会邀请国内几位同行参加他们的年会。带队的是当时国研中心主任孙尚清，现在已经过世了。那时去有一个调研题目，就是中国派遣留学生的政策。背景是邓主政之后，中国大批向海外派留学生。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专业领域优秀人才，在美国学习完就被留下了，成了他们的高级人才。这就引起对“人才外流”担忧——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培养一个可以合格出去留学的学生，要耗费巨大的代价。优中选优挑出来，最后成了发达国的科研人才，中国岂不是吃了大亏？所以当时有人主张收缩中国的派遣留学生政策。
这样的主张，看起来不仅用了心，而且用了脑——因为已经算过了帐，在中外科技人才的生活和科研条件存在极大差距的情况下，大派留学生等于给发达国输送人才。但是孙先生带领的这几位经济学家，考察了美国东西两岸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之后，却得出了另外一个结论：要是收缩该政策，中国与最前沿科研水平的信息通道就被收窄了，因此即使中国人才留在发达国家工作，对国内发展科技也是有利的。从长远看，只要中国的经济、产业和科研机会增加了，一定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才回国服务。因此孙先生主持给政府提交了一份报告，主张从长计议，甚至在一个阶段里不怕“把人才储备于国外”，也要坚持开放的派遣政策。
回头看，这个主张不但用了脑，而且用脑到了位，因为打算盘有多种打法，算大帐不同于算小帐。现在的留学生当然也没有个个都回国，但学成回国的，特别是在国外事业有成后回国服务的，蔚然成为潮流和风气。就是留在国外工作的，也扩大了国人的视野和接触国际机会的信息通道，对中国的发展大有帮助。更重要的是，“人才”不是一个固定的存量，出去一个就绝对减少一个。前人学有所成——包括在国外有个好前程——会激励后人更努力地学习，涌现更多的人才。加到一起，当时坚持开放的派遣政策是正确的。倒是那些“为他人做嫁衣裳”的高调指控，不但用脑不到位，而且也谈不到用心良苦——一个坚持封闭的国家，怎么可能真正科技强大？
类似的辩论，多不胜数。我的看法，学经济难就难在不容易做到把情感的因素尽可能地放在一边，比较客观地看世界。不是说不要情感、不要价值观、不讲是非，但是一定要把情感、愿望与事情本身的规律和结果，冷静地分开来处理。建设国家当然需要人才，看到中国留学生为发达国家的公司和研究机构工作，当然不免心里有点“那个”。但是我们必须问，究竟还有什么更好的选择？究竟有没有一条路，任什么亏也不吃，就顺顺当当把一个百年以来积弱积贫的国家，一口气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
有时候真的很羡慕自然科学家，他们少有这样的困扰。推断地震的发生条件，一般不会被人怀疑“喜欢地震”，正如研究爱滋病，通常不会被怀疑“究竟拿了爱滋病毒多少好处”。研究人在社会里的行为，麻烦从来就比较大。用脑得出的见解和判断，要经受情感甚至情绪的蹂躏和审判。不问青红皂白的“愤青”倒也罢了，可是居然还有“愤老”。有什么办法呢？慢慢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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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直面现象”的经济学？
作者|汪丁丁（北大国发院）
来源|《读书》2004年第2期
熟悉中国改革的思想历程的读者，常常觉得中国经济学家看问题的方式不同于西方经济学家，作为对比，他们常常觉得从西方学成回来的年轻经济学家，在分析中国本土的经济问题时，难免如“隔靴搔痒”，看法虽正确，却未中要害，不如张五常和周其仁这类经济学家的看法那般“入木三分”。
另一方面，学院派经济学家，依我个人的判断，未必从理论上认真看待素不喜谈论博弈论和一般均衡理论的经济学家如张五常和周其仁之类的看法。于是形成了经济学在中国的某种“割裂”状况：一方面，经济学研究的主流是芝加哥学派；另一方面，对现实经济问题的分析，其最明亮的部分，往往是“直面现象”的经济学家提供的。
不错，多年以来，我把周其仁这类经济学家的研究方法称作“直面现象”的经济学，它来自科斯。后者虽然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却不能算是芝加哥经济学派的成员，因为他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任教。更主要地，他所主张的方法论不同于芝加哥经济学派的领袖弗里德曼所主张的方法论。首先注意到这件方法论事实的，是周其仁，他是在一九九六年提交的一份案例研究评论报告里提及此事的，但是他似乎更愿意跟从张五常的看法，把科斯倡导的经济学分析称为“真实世界”的经济学。
我比较悲观，从来没有试图论证我所在的世界是否“真实”，我只愿意把由科斯、张五常和周其仁实践着的经济学，按照我自己的悲观的世界观，称为“直面现象”的经济学。问题的关键，在我这篇随笔里，不是要澄清名称，而是要解释清楚这种经济学究竟在哪些方面根本地不同于主流经济学。
弗里德曼在一篇题为《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的文章里——那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的事情了，试图一举确立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地位。虽说，这篇文章一经发表便饱受方法论学者的抨击，但直到今天，它确实还是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经典。弗里德曼在这篇论文里提出的标新立异之见，用我们中国人熟悉的语言，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经济学家如何才可从无数个可供选择的理论当中辨别出那些最好的理论呢？弗里德曼认为，经济学家们，因为处境和对世界的认识千差万别，从而根本无法就这些理论的初始假设的真实性达成共识，因此，他们只能就这些理论对真实世界的预测是否准确达成共识。换句话说，理论是否真实，不在于它的假设是否真实，而在于它是否准确地预测了真实过程。
对弗里德曼的方法论以及鉴别理论的标准提出最猛烈也最持久抨击的学者，是西蒙教授。后者虽然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却始终是一位认知科学家。在西蒙看来，仅仅根据准确地预见了实际情况，就断定一个理论是好的，简直就是匪夷所思。例如，杰文思曾经试图建立太阳黑子周期波动的统计模型，以预测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波动。假如他的模型预测准确——根据我对这位天才人物的了解，这模型肯定是相当准确的，至少在一段时期内。假如太阳黑子波动周期居然可以准确预测地球上的经济波动，那么，科学的基础是什么呢？科学与占星术，差别何在呢？经济学难道还可以自称为“经济科学”吗？
无疑，芝加哥学派那些最重要的经济学家如弗里德曼和贝克尔，必须回答西蒙教授的批评。而他们之所以继续坚持“抓住耗子就是好猫”的理论标准，归根结底，建基于芝加哥学派源远流长的实用主义传统。
我们不能忘记，今天的所谓“芝加哥经济学学派”，只是二十年代崛起的芝加哥社会学派的一个支脉。芝加哥社会学派（涌现出了米德、默顿、布鲁默这样的社会学大师），始终坚持实证的研究方法和“公共政策”导向的问题意识。实用主义第三位大师杜威在芝加哥任教十多年，留给这一学派的方法论烙印，可说是“根深蒂固”。
实用主义的第一位大师皮尔士批判了传统逻辑学家的真理标准，他说：我们理解任何一个“概念”，惟一真确的途径便是理解它所意味着的全部可能后果。“设想一下，我们概念的对象会有什么样的可能想像的有实际意义的效果。这样，我们关于这些效果的全部概念也就是我们关于对象的全部概念”（张汝伦，《现代西方哲学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二○○三年版）。
根据了同样的信念，我们对任何经济学概念的理解，尤其是对概念的“把握”，归根结底依赖于我们对概念在真实世界里各种可能运用的效果的理解。这是彻底的效果论，完全不同于康德义务论的效果论，它迟早会遇到来自康德阵营的批评。因此，晚年的詹姆斯（实用主义第二位大师）不得不面对“价值相对论”的困境，因为“只要好用便是真理”，很容易导致“只要符合个人利益便是合理的”这一荒唐的伦理标准。
另一方面，主流经济学，由于长期占据着学术主流位置，培养了一大批喜欢用关于真实世界的统计数据来支持自己的经济学理论的经济学家。最糟糕的是，由此而形成的“实证研究”学术传统，惟“数据”为惟一的“是”，对于没有数据或者难以由统计数据来刻画的经济现象，不论它们如何重要，则置若罔闻。因此，经济学逐渐演变为“事后”的科学，或者，跟在“统计”后面的科学。其实，方法论学者早就警告过我们：统计指标的设计总是理论导向的，你相信什么样的经济学理论，你就会设计什么样的统计指标。除非学术完全盲目，人们从未见过“统计”走在“理论”之前，因为即便“不相信任何理论”，也还是如丹尼森那样，相信了一种理论。
很不幸，“制度变迁”是上述难以统计但却十分重要的现象当中的一类，由于缺乏统计指标和相应的统计数据，长期被排除在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之外，长期被留给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史学家或者人类学家去研究。例如，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诺斯，其专业是社会经济史而非经济学。哈耶克是另一位重要的制度理论家，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因为“他对经济周期理论的贡献”，而不是因为他对经济制度理论所做的至今无出其右的贡献。
始终积极参与着中国经体改的经济学家们，既然无法忽视发生在中国的大规模制度变迁现象，就无法不重新寻求一条不同于主流经济学家的研究路向。这就是我所说的“直面现象”的经济学，或者张五常和周其仁所说的“真实世界”的经济学。
何谓“直面现象”？首先必须澄清，“现象”者，来自胡塞尔创立的“现象学”哲学传统。用胡塞尔自己的口号，就是“回到事情本身去”。直面现象，是经过了胡塞尔“本质还原”的现象，是直接被给予的现象，是悬置了一切“前见”和“原理”的现象，当然，如胡塞尔的诸位追随者和反对者（海德格尔、伽达默尔、萨特）所见，这直观里的“现象”几乎不可能被呈现出来。
“直面”之不可能，是因为每一个观察者都不可避免地带着“前见”——也叫做“前理解”，来观察他所处的世界，非如此而不能认识世界。故而，现象学运动的后来者们开始强调“共在世界”和“社会交往”。或许，只有通过“对话”，才呈现出“真实”，这就是我称之为“对话的逻各斯”的过程。
晚期现象学家们的洞见在于让我们永远怀疑一己的观察，永远警惕以主体意识为认知前提的见解，永远要去探求和理解“多重”的实践及体验（Alfred Schutz，《社会实在问题》，华夏出版社二○○一年版）。所谓“多重实在”，要求我们重视他人的体验，尊重他人的观察和理解，否则我们将难以摆脱“自我”这单一实在的观念束缚。
为什么我要在这里援引舒茨的“多重实在”概念呢？因为他提出了反胡塞尔“本质还原”的另一种“还原”——即悬置一切对自然状态的怀疑，凡“理论”，都是对自然状态的某种怀疑，否则就不会有“抽象”。舒茨的看法是，既然胡塞尔的本质还原是不可能的，那就干脆承认每一位观察者的实践体验的局部真理性，然后，通过社会交往来理解事物的自然状态，也就是说，交往着的多重的局部真理性，可以揭示出作为“整体”的真理。
根据上述的直面现象的含义，我们就不难理解“统计”数据的用处了。任何“统计”，都是从某一特定角度观察世界的结果，是“单重”的实在，因而它不能代替“多重”的社会实在，虽然，每一类这样的数据都因代表了一个特定角度上的观察而具有局部的真理性。也因此，我不能同意那种完全忽视统计数据的经济学方法论。那些完全忽视统计数据的经济学家，他们在方法论上与“唯我主义”有什么不同呢？
一方面，主流的经济学传统把它的学生们训练成为统计数据的奴隶，从而招致了来自非主流的经济学家的反抗。另一方面，如上述，我们也不能完全忽视统计数据对我们理解经济活动的多重社会实在的意义。走出困境的途径在哪里呢？我认为，多年以来，由有些民间经济研究所的同仁们努力实践着的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可以看作走出困境的途径之一。
案例研究，在社会学里面叫做“田野调查”，它在方法上不同于单一视角的“统计”研究。案例研究首先要求研究者“沉沦”到本土社会里面，感受“多重”的社会实在。其次，它才要求研究者有能力走出每一局部的真理，从抽象层面上把握社会实在的多重性。
康德《逻辑学》告诉我们：当我们感受到的事物的逻辑，更多地要求“质”的彻底性时，我们只能诉诸“叙述”的方式来实现这一逻辑彻底性。只有当我们感受到的事物，更多地带有“量”的彻底性时，我们才以“模型”来刻画事物的逻辑。以张闻天为代表的老一代中国经济学家，在他们从事社会调查的时候，曾经非常重视对中国社会经济——例如“剥削”的程度，做“定量”描述。那是因为“压迫越深，反抗越烈”。定量的描述更有助于革命者测度社会革命和社会anti革命的力量对比。
今天，我们关注的，是大范围内的制度变迁问题。所谓“大范围”，是指制度变迁的性质难以被任何一个局部所代表。以往“解剖麻雀”和“从点到面”的制度实验方法，已经不再有效。因为我们正在寻求的好的制度（或“最不坏的制度”），只能在各个局部所创造的制度之间的自由竞争中涌现出来。多年实践告诉我们，任何一个在外国“成功了”的制度，只要没有制度竞争，照搬到这里来总要失败。类似地，任何一时一地成功了的制度，要想被照搬到其他的时空点而不流于“腐败”，就必须接受其他制度的竞争。
对于这样的制度现象的研究和理解，“质”的刻画远比“量”的刻画来得重要。故而，案例研究方法是值得重视的。也因此，学院派经济学家建构“数学模型”的冲动是值得警惕的。
何谓“直面现象”的经济学？我认为，只要能够从多重角度而不是单一角度刻画经济活动，就是对“直面现象”的逼近。经济学家或许永远达不到直面现象的境界，因为那是一个无穷逼近的“对话的逻各斯”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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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是科学吗？
作者 | 姚洋（北大国发院）
来源 |《读书》2006年第2期
读博士的时候，我向一位学数学的同学请教如何证明正在写的论文中的一个命题。这位同学回答：“没有证明不了的命题，问题是你需要什么样的假设。”这个回答让我茅塞顿开：命题都是人为构造出来的，一个“正确”命题和一个“错误”命题之间的区别，仅仅在于前者能够由合理的假设推导出来，而后者不能。天才之所以是天才，是因为他们能够洞悉宇宙的规律，揭示似乎只有上帝才知道的“正确”命题。一些天才只能提出命题，而天才如爱因斯坦者，不仅能够提出命题，而且还能够证明之。爱因斯坦为我们构造了一个宇宙，并用现存的最严谨的语言——数学，证明了这个宇宙的合理性。现在我们知道，和牛顿力学一样，相对论也不是描述宇宙的终极模型，因此，爱因斯坦的“正确”命题，也只是在他的假设条件下具备逻辑正确性的命题。
如果说属于科学硬核部分的数学和物理学理论是建构而非推演出来的，属于社会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则只能是在给读者讲故事了。标准的教材书把经济学描写成一种建立在推演基础上的科学，可以从理性假设出发推演出一整套关于经济运行的命题。但是，现实中的经济学家肯定不是使用推演方法来构造他们的理论的，那种从写下效用最大化问题开始，然后走到哪里算哪里的做法，是经济学初学者才做的事情。好的经济学家一定是先有了一个故事，然后才试图用数学模型去证明它。为什么一定要用数学模型呢？因为自然语言是有漏洞的，许多看似完备的论证实际上包含了一些暗含的假设或较大的逻辑跨越。数学是一门严谨的语言——至少在它的公理前提下如此；只要假设条件是可以接受的，数学的严谨逻辑就足以保证结论的可靠性。但是，经济学模型和数学理论之间的一个显著差别在于，所有数学命题都可以还原为少数简单和符合直觉的公理，而大多数经济学命题做不到这一点。这种差别源自数学研究对象的机械性和经济学研究对象、即人的主动性的对比。数学所使用的研究工具比经济学的复杂，但它研究的对象却具有机械性的规律，这边条件变化一下，那边肯定出现可预见的结果。经济学则没有这个运气。人是具有主动性的动物，会有意识地去试探物理世界并改造之。这种主动性造就了人类丰富的历史，但却与经济学的方法论之间产生了冲突。经济学的模型方法本质上具有和数学一样的机械性，要用这种机械性的模型来解释人的行为，其间必然产生脱节。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不得不承认，经济学永远无法成为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
然而，多数经济学家却觉得经济学越来越像科学，并逐渐养成了我称之为科学主义自大症的疾病。其表现之一是对其它社会科学的蔑视，以经济逻辑代替深入的社会、政治和历史分析。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rglu）是年轻经济学家中的佼佼者，刚获得了克拉克奖。他最近的研究集中在制度对经济表现的作用方面，其中一篇文章讨论促成西方国家在十九世纪逐步扩大选举权覆盖面的因素。西方国家早期的选举权只给予有一定财产的男性，以后才通过降低财产限制扩大到所有男性，并最终在二十世纪初扩大到女性。阿西莫格鲁和他的合作者认为，当权的强势集团之所以愿意扩大选举权的范围，是因为它惧怕没有选举权的人们的暴力反抗。在理论上，预防暴力反抗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给予潜在的反抗者更多的好处，比如进行更多的收入再分配；另一种则是给潜在的反抗者选举权，让他们拥有自己决定分配的权力。阿西莫格鲁认为，前一种方式不具备时间一致性，即当权者可以在发生危机的时候多给反抗者一些甜头，只要危机过去，就不再给了。在这种情况下，反抗者就不会相信当权者的承诺，而会进行暴力反抗。相反，在后一种情况下，当权者和潜在反抗者之间的权力分享让后者自己成为决策者，从而让他们失去了暴力反抗的理由。
这个故事听起来合情合理，但在我看来，它恰恰反映了经济学家的科学主义自大。对民主和权利的追求，当然涉及经济利益，但是，更多的恐怕是人在自我价值上的觉醒。一个例子是妇女投票权。按照阿西莫格鲁的理论，妇女大概永远也不会有投票权，因为她们的丈夫有了投票权，可以从国家获得利益，而且她们也没有反抗当权者所需的膂力。妇女之所以能够获得投票权，恐怕和人文主义的伸张、特别是妇女本身的自我觉醒有关。我不是研究政治史的，不能对欧洲选举权的演变妄加评论。我敬重那些踏踏实实的史学家，因为他们把我们带入历史的真实场景，并从那里开始，给我们讲一个历史如何演进的故事。我没有查过文献，但可以肯定，历史学家对西方选举权演进的解释，肯定比阿西莫格鲁这样的事后合理化理论更有意思。
经济学科学主义自大症的第二个表现是急功近利，以为经济理论可以指导实践，并立即产生实际效果。在汉语里，“经济”被解释为“经世济民”，而“经济学”就是 “经世济民的学问”。这不仅给了经济学家一种道义感，而且也助长了他们的科学主义自大。米尔顿·弗里德曼是这方面的鼻祖。他提出的检验经济学理论的标准是，一个理论的好坏取决于该理论的预测能力。这是一个完全科学主义的标准。如果一个理论能够预测未来，则它就一定能够指导决策，直接改变世界。可是，多少经济理论的预测能够得到稳定的事实或实践支持呢？拍卖理论被认为是在指导实践方面最成功的理论，美国财政部根据拍卖理论专家米尔格罗姆的设计方案，在国债发行方面大赚过一笔，但同样的方案用在新西兰却彻底失败了。经济系统中充满了太多的不确定性，要想用过去发生过的“规律”去预测明天的事情，几乎是不可能的。
与此同时，人的主动性会使任何预测都失去意义。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理性预期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卢卡斯在评论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时早就指出，如果一个政策被公众预测到了，则这个政策肯定会失效，因为公众会提前采取行动应对它。经济预测也一样，一旦它发表了，公众就会提前反应，从而导致预测的失效。在这里，我们可以把经济预测和天气预报做一个对比。天气变化中的不确定因素也很多，但天气不会对天气预报做出反应；随着预测技术的改进，天气预报就会越来越准确。经济预测则不一样，它必须面对能够做出反应的公众，因此永远不可能做到和天气预报一样准确。
然而，经济学的实用主义倾向在中国却日益变得严重起来。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对经济学不断提出要求，另一方面是现行学术评价体制迫使经济学家（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家）出短平快的成果。从教育部到各个高校，评价学术成就已经不再满足于发表论文和著作了，而是要看对政府政策的影响。有一个笑话是这样说的，一位经济学家给导送了一个报告，导看完后批阅：“胡说八道！”但正因为有了这个批示，这位教授的报告评了一个二等奖！许多学校都对教师的发表打分，每年检查一次，达不到要求的，对不起，教授岗位拿掉，工资降级。在这种压力之下，有谁还能静下心来做学问呢？我最怕申请国内的项目，原因之一是申请表中的一些内容实在无法填写。比如，多数申请表中都有一栏，问以往项目或论文产生的社会效益。社会科学研究，怎么能用“效益”来衡量其贡献？费孝通先生完成《江村经济》的时候，谁能估算出这部现在已经成为经典的著作的社会效益？我们的整个学术管理和评价体系受工程思维影响太大，样样要用数字来衡量，不惟此，就觉得不科学。在这种学术环境中要出大师，除非奇迹发生。
回到经济学领域，我们要回答的问题是，抛弃了科学主义，我们还剩下什么？我想，经济学家们要调整心态，意识到经济学是和历史学无异的学问。历史学复原和解释大尺度的历史，经济学复原和解释短期发生的历史。两者的共通之处在于研究者想告诉读者一个他认为正确的历史。“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意味着，不同的时代会写出不同的历史；进而言之，不同的人也会写出不同的历史。经济学亦如此。每个经济学家的理论都是他自己对已经发生的经济事件的一种解释，这个解释肯定不是历史的原貌，而只反映经济学家个人对历史的诠释。经济学之所以比其它社会学科显得更科学一些，是因为它的方法论是“科学”的。前面说了，经济学的方法论和它试图要解释的对象之间存在天然的差距；那么，为什么经济学还要使用这种方法论呢？对于像贝克尔这样的“经济学帝国主义”大师而言，方法是定义一个社会学科的唯一标准，而经济学的方法比其他社会科学的方法能够更好地解释社会现象。科斯反对这种说法，认为定义一个社会学科的标准仍然应该是这个学科所研究的对象；如果经济学只是因为它的方法而存在，则其他学科也会学会这种方法，那经济学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
沿着科斯的这个思路，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学和历史学的差别在于，经济学考察小尺度的历史，而历史学考察大尺度的历史。历史学可以忽略个体层面或者短时期内的因果关系；经济学则不然，它的主要任务是解释个体层面和短时期内的因果关系，它的方法论因此就必须提供一定的推理能力，以便对因果关系做出明确无误的判断。这样做的后果自然是经济学理论的片面性。在片面而趋于深刻和全面而流于肤浅之间，经济学选择了前者。一个好的经济学家，对此一定是心领神会的。他为读者构造一个故事，并用经济学的语言把它叙述一遍，这个过程就是经济学的证明。证明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能在更加接近现实和模型的可操作性之间取得平衡。数学家嘲笑经济学家是卖狗皮膏药的，因为经济学家如果不能证明他们想要的结论，就会修改他们的假设。我个人认为，这不能成为对经济学的一个批评，因为经济学在本质上就不是科学，而是历史学之一种；经济学的论证不是科学的论证，而是更接近于一种形式的艺术表现。一个好的经济学模型，读者总是可以从中读出“美”来。
比如保罗·克鲁格曼的几篇肯定会让他获得诺贝尔奖的论文，就是具备美的要素。克鲁格曼的假设都很简单，他从不讳言这些假设并不符合现实，但也认真地说明，它们是对现实的提炼。克鲁格曼的过人之处在于，他能够在简单的假设前提下构建一个并不复杂但却极富弹性的模型，而他的结论又往往出人意料！在美这个层次上，所有学问都是相通的。有记者问丁肇中，他为什么对自己的理论有信心。他回答：“因为我的方程式是美的。”同样，一篇好的小说也是美的。但这美并不在它使用了许多华丽的词藻，而在于它的结构和行文。村上春树的语言很平实，但他的每部小说都给读者构建了一个奇幻的世界，并把读者一步步引入其中，让人流连忘返。好的经济学论文也引人入胜，不同的是，小说以故事取胜，而经济学以思想取胜。思想改变世界，经济学家应该以产生思想为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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